研究传统文化的“通儒硕学”——记爱国学者蜀学大师吴之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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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之英著作

刘湘送给吴之英的金字匾

吴之英等题写碑名的四川保路运动纪念碑

1912年冬,四川高等学堂整洁的学生自修室中,七位衣着朴素的同学在聚精会神地读书写作。

维新变法时期的《蜀学报》,吴之英任主笔。

游客参观吴之英故居“寿栎庐”

  日月两轮天地眼,读书万卷圣贤心。

  2018年9月27日上午,四川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成立大会在四川大学望江校区隆重举行。由著名蜀学大师吴之英后人吴洪武(名山区人)分别用楷、草、篆、隶体书法题写的“天人合一”等5道匾额、6幅对联,高高地挂在四川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大门和门柱之上。

  走进书香盈室的中华文化研究院大门内,一堆堆的书籍整齐地摆放在桌上。整个四合小院干净整洁,环境清幽,是读书治学的理想圣地。

  100多年前,名山人吴之英成为尊经书院(由洋务派首领张之洞于1875年创办,1880年由著名经学家王闿运主持,1902年改名四川省高等学堂,今四川大学前身)的一名教授,并在这里成为一代名师。

  《四川通史·吴之英及其寿栎庐丛书》记载:“吴之英不愧为四川历史上在振兴蜀学和传统文化研究上有杰出贡献的爱国学者。”

  四川大学“尊经四杰”

  “伯兮朅兮,邦之杰兮。伯也执殳,为王前驱。”

  1857年2月18日,一声婴儿的清脆啼哭,打破了名山车岭吴沟一户书香宅第中的宁静。大人们给这个婴儿取名叫吴之英,并取《诗经·卫风》中所蕴含的意思,给他取了名字“伯朅”,祝福和希望他今后能像“邦之杰兮,为王前驱”这句诗寓意一样有所出息。

  吴之英到了4岁4个月4天时,爷爷吴文哲开始让他跟着自己念起了书。

  “儿时四岁余,哑哑解言语。祖父授《五经》,句读尚离胥。”吴之英长大后,在他的诗中记述说。

  吴之英在爷爷的教授下,一边用心读书,一边开始了描红习字。到了6岁时,爷爷吴文哲给他做了一个沙盘,教他在沙盘上用木笔练起了字;9岁时,吴之英手中的木笔已经换成了铁笔,爷爷和父亲教他练起了颜(真卿)、柳(公权)的楷书字体。

  “写字如撑逆水船,气长力足破浪前;心摹手追出佳作,神不专一练枉然。”严格的家庭教育,让吴之英在书法的练习上进步很快,而吴之英对书法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870年,吴之英的爷爷吴文哲去世后,吴之英开始随父学习经史古文。第二年,雅州府试开考,吴之英在考试中一举夺得头魁。

  1875年春,由于洋务运动的兴起,工部侍郎、四川宜宾兴文人薛焕联络官绅,上书四川总督吴棠和学政张之洞请求建立全省最高官办学府“尊经书院”,学校建成了,并将在全省挑选府县的高才生百人进学。

  这次,名山的茂材吴之英入选了。

  原来,博览群书的吴之英不仅对传统国学的经史词章已经有了较深的造诣,并尤其精于《周礼》、《仪礼》、《仪记》。工书法、善骈文的吴之英,还与绵竹县的杨锐(后来的“戊戌变法”六君子之一)、井研县的廖平(后来成为晚清著名经学大家)、富顺县的宋育仁(后来成为在四川开办报业的“第一人”)一起脱颖而出,并被人称为“尊经四杰”。

  来到尊经书院读书后,吴之英更是一头扎进了知识的海洋中。刻苦学习的吴之英学业日渐精进,他的诗词歌赋、经史文章,声韵乐律、经方星经之学,均有所成就。

  四川早期报纸《蜀学报》主笔

  中日甲午之战爆发后,东西列强虎视眈眈,沙俄占旅顺,日本吞台湾,德国索去胶州,法国窥视两广,清朝帝国国势日益不振。而此时,以康有为、梁启超等推动的维新变法,开始蓬勃兴起。由于受到维新运动的影响,光绪皇帝也有志图强,并准备破格选用人才以辅佐国政。

  吴之英与杨锐、刘光第、宋育仁等都受到了重用。杨、刘二人被提拔到变法维新的重要部门,在军机章京上行走。曾出国考察的宋育仁奉旨到四川主持工商矿务等,并发起组织“蜀学会”,力图实现维新变法和图强救国的目的。吴之英也积极参加蜀学会的活动并担任了主讲。

  1898年初,宋育仁受聘出任成都尊经书院院长。当宋育仁赴成都任职后,他约集同志,联为社团,将先前在重庆创办的四川第一张报纸《渝报》报名改为《蜀学报》,报馆就设在成都尊经书院内。

  之后,宋育仁聘请吴之英担任主笔,增聘井研人廖平任总纂。1898年3月,经报社同仁努力,《蜀学报》终于在成都出版了。

  由于完全利用原《渝报》在四川各地的发行渠道,《蜀学报》的发行轻车熟路,很快便上了台阶,发行量与当初的《渝报》不相上下。到后来,发行突破了2000份。

  宋育仁聘请的主笔吴之英和总纂廖平,都是文坛高手,精于时事诗文。尤其是吴之英,他在诗词歌赋、经史文章、声韵声律各方面均有很高造诣。担任《蜀学报》主笔后,吴之英连续写作发表了《蜀学报初开述议》、《蜀学讲义》、《政要论》、《矿议》、《救弱当用法家论》、《法家善复古说》等一批直接针对清廷政治、经济时弊的文章。

  由于宋育仁、吴之英等爱国维新志士的不懈努力,在四川形成了维新变法的热潮。维新变法思想广泛传播,变法改革之举激荡人心,促进了四川人民的思想解放和觉醒。

  “《蜀学报》虽在西南僻地川省创办,但京城要闻却期期见诸文字。凡有维新变法要闻,均予编发,如京城成立强学会、保国会,维新派人物的动向等,均有报道。”

  后来,《蜀学报》从第四期起,甚至还连载了《康有为呈请代奏及时发愤革旧图新摺》,并发表《拟保国会章程》。由于《蜀学报》所载文章顺应潮流,文风大胆泼辣,直指时弊,直陈强国主张,一时间影响颇大,发行量呈供不应求之势。《蜀学报》这一时期之所为,完全成了四川变法维新派的喉舌。

  后来,慈禧发动“戊戌政变”,维新派人士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等遭慈禧下旨杀害。《蜀学报》和蜀学会随即遭禁,宋育仁被罢黜回京赋闲,《蜀学报》主要责任人员均受审查。报纸被迫停刊后,吴之英便离开成都,回到了名山车岭老家。

  吴之英把他名山的栖身寓所题作“寿栎庐”,意思是取《庄子》的“无为有为”思想,将自己比喻成一棵普通的栎树,因为“非用材”而得以苟全性命于世。“凿室成偏井,因棘成短篱;藤来牵幼竹,风吹落燕泥。摊药趁日正,磨砖补溜欹;仰窥天际鸟,心与万峰齐。”

  杨锐等人被杀的消息传来后,吴之英十分悲痛。他专门写了长诗和挽联,哭杨锐、悼杨锐,高度赞扬“戊戌六君子”。

  题写保路运动纪念碑铭

  “……但见来游不见归,啼猿空为游人悲。蜀国于今已瘠土,官商犹自说天府。舻舳千里阏夔门,赵王公子楚王孙。穿矿采珠棼跟址,山神不绿江神死。窃得卓财又窃女,婵媛久滞豪华旅。近肉远丝酣舞筵,襄王一梦三千年。明月乡心归何处,莺花屡新裘马故。纵余资斧足缠腰,膏火相煎利倚刀。”吴之英以犀利的笔调,揭露出当时社会的炎凉、黑暗,以及一个个强权官绅富贾的贪婪、荒淫。

  1884年(光绪十年),吴之英和宋育仁、廖平等受资州(今资阳)牧高培谷之邀,任资州艺风书院讲席。

  1886年,吴之英在尊经书院的同学宋育仁也准备到北京去应朝试。在他离开资州的艺风书院时,宋育仁推荐吴之英去顶替他主持书院的工作。“清代四川唯一的一名殿试状元骆成骧,最初就是受业于资中艺风书院。此时,骆成骧是吴之英的学生。”

  此后,吴之英又应简州(今简阳)知州马承基之邀,辗转到了简州通材书院主持工作。这时,33岁的吴之英还同时兼在成都尊经书院、锦江书院讲学。

  记者在吴之英故居陈列的资料中发现,2013年4月,四川大学望江校区出土四川尊经书院石碑,上面刻着50个学生的姓名、学号、年龄、籍贯等信息,他们分布于泸州、仁寿、华阳、南充、彭县、犍为等川内各地。这块刻立于1885年的“四川尊经书院举贡题名碑”,是为了表彰这些举贡的书生,石碑就是当时书院的“光荣榜”。在这块见证100多年前四川大学办学历史的古碑上,是由当时任书院山长(即院长)王闿运记录、吴之英书写的碑文。

  尊经书院是蜀学的基地,吴之英入学尊经书院十年后,书法造诣已经登堂入室——

  成都市人民公园内西边,有一座高耸入云的碑塔,巍峨雄伟,蔚为壮观。碑塔四面,是由当时四川四位有名书法家赵熙、颜楷、吴之英、张学潮各以不同字体书写的十个大字:“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镌刻苍劲秀逸。

  这个纪念碑,就是1911年四川人民引为自豪的“保路运动”历史见证。

  据了解,这座方型碑塔,高31.85米,碑座四周,塑造有铁路火车浮雕图案,并注有“民国二年建造”字样。纪念碑建成后,吴之英被推荐在碑上题字。而他则很快就把字写好了,并交给来人送到成都,对于送来的500两银子“润笔酬劳费”,吴之英却分文不肯收取。

  如今,这座丰碑在成都人民公园已经矗立上百年。1988年1月13日,保路运动纪念碑经国务院批准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通儒硕学”著述等身

  吴之英在讲堂上充分展现出他的横溢才学。此时的吴之英不仅是传道授业的经师,更成为了学生们眼中有着良好师德的典范人物。

  吴之英的弟子、近代著名书法家谢无量结联评价说:“自王伍以还,为人范、为经师,试问天下几大老;后杨(雄)马(司马相如)而起,有文章、有道德,算来今日一名山”,极力推崇吴之英的学问和人品。

  而吴之英的老师王闿运也赞誉说:“诸人欲测古,须交吴伯朅……之英通《公羊》,精《三礼》,群经子史,下逮方书,无不赅贯。”

  1913年,吴之英因体弱多病,上书四川都督尹昌衡、张培爵,辞去国学院院正职务。临行前,慷慨解囊,捐献了薪金九百元(大洋),资助学院办学。

  回到家乡名山后,吴之英倡导开办名山新学,又以多病之躯担任县教育会会长和本县第一任高等小学堂校长,1918年卒于任上。吴之英去世后,名山学校师生和乡人开了隆重的追悼会,许多文化名人也赶来悼念吴之英,极一时之盛。由于吴之英对名山教育作出了巨大的贡献,1921年,当时的四川省主席刘湘专门派人送来一块“通儒硕学”金字匾予以褒奖表彰。

  如今,“通儒硕学”这块匾额仍然完好地挂在吴之英故居门楣之上。

  据相关档案资料记载,吴之英一生著述颇多。他不仅是古典蜀学的集大成者,对儒家经典《十三经》中的9部有研究著作,更是古典蜀学的“终结者”,在新学兴起和传统国学之间,见证了它们交替性的变革,并给古典蜀学划上了一个休止符。

  1918年他逝世后,他的次子吴铣等鬻产并集资,于1919年至1920年冬,选取编刻成《寿栎庐丛书》10种73卷,约200万言刊行于世。包括《仪礼奭固》、《礼器图》、《礼事图》各17卷,《周政三图》3卷,《汉师传经表》1卷,《天文图考》4卷,《经脉分图》4卷,《文集》1卷,《诗集》1卷,《厄言和天》8卷,均由吴之英的弟子颜楷奉题书名。

  此外,已散失的著作有《诸子矞卒》15册,《中国通史》20册,《公羊释例》7册,《小学》4册,《以意录》4册,《蒙山诗钞》1册,《北征记概》1册。

  雅安日报/北纬网记者  罗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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