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宝”赵仪碑 书法史上“失落的指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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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仪碑局部

  一件“石头国宝”,留存着一千八百多年前的汉朝遗风。三块断裂风化的残碑,续写着中国书法艺术的演进史诗。雕刻四件稀世珍宝的工匠,用铁锤敲击出不朽的强音。1月25日,市博物馆一楼右侧大厅内,解说员陈天娇向参观者介绍馆内的汉代石刻,其中的三块石碑,让参观者都很感兴趣。“这三块石碑叫赵仪碑,是国家一级文物,它在中国书法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陈天娇向大家介绍着。参观者们纷纷走近赵仪碑,细细观看这块凝聚了岁月传奇的石碑。

  旧城改造带来的惊喜。展厅里三块断裂的石碑躺在玻璃橱窗内,静听窗外风雨声。这就是在考古学界闻名遐迩的国宝“赵仪碑”。“赵仪碑是2000年芦山县旧城改造挖地基时出土的,曾被国家历史博物馆原馆长俞伟超盛赞为‘本年中国考古十大发现之一!’” 陈天娇介绍说。赵仪碑来自东汉末年,其上记载了蜀郡都尉赵仪的生平。随后,这件稀世珍宝被用作芦山古城的建筑材料,掩埋于古城门脚下长达一千八百多年2000年6月赵仪碑被发现时已断为三块,长、高分别为112、53厘米,115、50厘米,115、53厘米,后人经过拼接,大体可窥全貌。由于赵仪碑以红砂岩为材料,石质疏松,其正面铭文已模糊不清,但碑阴面隶书五列一百余字保存完好,字口清晰,有如新刻,这在目前国内所存汉碑中绝难见到。

  书法爱好者的最爱。“这个拓片,很多书法爱好者都会珍藏并仔细研究。”1月28日,市博物馆馆长李炳中欣赏着赵仪碑的书法拓片。赵仪碑刻于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十一月廿日癸酉, 为东汉末期。“该碑书法风格方峻朴率,严整古穆,用笔以方为主,点画精密而流美,结字方整而典雅,章法上也是横无行、纵有列,字体之大小、长短参差错落,但字与字之间皆有一定留白,整体上显得疏落散逸,率意质朴,然以其文多讹字,当是不谙六书的民间书手所为,也正因为此,反而使该碑于平淡之中透露出一股自由不拘、潇洒随意的自然韵致。”李炳中说。对于赵仪碑的艺术价值,酷爱古代书法篆刻的李炳中认为,这块东汉石碑就是书法发展史上一枚“失落的指环”。

  汉碑呈现的“书法简史”。“没有这块石碑,中国书法两种基本字体的过渡环节,就将永远不为后人所知。”李炳中说。中国书法基本字体分为篆、隶、楷三种,其中篆字出现最早,楷体最晚。在久远的汉朝,官方以严谨周正的隶书作为公文字体,长达四百余年的两汉由此成为隶书发展的黄金时期。赵仪碑就采用这种字体,字里行间显现出汉末隶书的成熟韵味,具有汉朝书法的典型特征。而疑问就隐藏在这些文字中。通观赵仪碑,遒劲的笔触却不像其他汉碑一般工整严密,一些单字甚至缺少笔画,少了汉代碑文的庙堂之气,反倒流露出当时罕见的简约风韵。和有“最早汉碑”之称的何君阁摩崖刻石一样,存在于赵仪碑字体上的疑问见证了中国书法的演进。在书法艺术上,声名显赫的何君阁摩崖刻石体现出篆字向隶书的过渡阶段,而赵仪碑上简约朴素的文字,则隐隐昭示了一种新字体的兴起。李炳中认为,赵仪碑上褪去严肃神情显出天真不羁的文字,在沿袭汉朝书法艺术风格的同时,孕育着即将在魏晋南北朝兴起的另一种书法艺术形式——魏碑楷体。由此,何君阁摩崖刻石和赵仪碑上,就完整呈现了书法三大基本字体的相互演进过程,一部书法发展史便跃然其上。

  汉代文化起源的名片。“透过赵仪碑,可以找到雅安‘汉代文化’名片的起源。”李炳中寥寥数语,又引出赵仪碑的另一段传奇。两千年前,当大西南广袤的群山归入汉朝的疆域,雅安成为中原王朝版图上的边陲重镇。中原文明在这里和西南少数民族交汇融合,经济文化交流随之展开,为雅安打下了良好的发展基础。到了东汉末年,庞大的汉王朝陷入分裂状态,拥有良好经济基础的雅安社会相对安定,经济在平稳中繁荣发展。作为省级行政中心,当时的雅安官吏众多,商贾云集。大官死后,定会厚葬,这就是雅安汉代碑阙众多的原因。

  赵仪碑的主人赵仪就是当时蜀郡的军事长官。根据碑上铭文的记载,赵仪死后,人们竖立了墓碑纪念他的政绩功德。可是不久,一场由谢酉、张除两人发动的叛乱爆发,赵仪碑被叛军推倒,并被埋在泥土中,直到建安十三年汉嘉长张河发现了被破坏的赵仪碑。为了缅怀赵大人“以示后贤”,张河命石工刘盛重新篆刻了赵仪碑。再后来,这块石碑被凿成三块,用于建筑城墙,直到今天被考古学者发现。赵仪去世之后的一千八百年间,中国疆域不断拓展,雅安不再是兵家必争的边塞要冲,渐渐成为了西南腹地。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也回归中原,几番大起大落后,雅安归于寂静,从此少有大规模动荡。散落在这里的汉代遗存,便安睡在川西明珠的怀抱中,醒来已过千年。公元2000年,赵仪碑从芦山古城门遗址中苏醒的时候,它又证明了另一个惊人假设。芦山县博物馆工作人员吴伟也认同这个观点吴伟说,赵仪碑作为建筑材料,紧贴着城门原封不动地长眠地底,一千八百多年未受任何惊扰,直到近几年才被发现,足以证明自汉朝开始,芦山县的城市布局就未改变过。吴伟说,如果其间芦山县城有任何大规模的改建行动,都会提前发现位于古城门显眼处的赵仪碑。

  与汉碑一起闻名的石匠。“石工刘盛。” 赵仪碑阴面铭文的末尾处,篆刻着雕琢这件国宝的作者姓名,这个名字随着破裂的石碑一起分为两半。他叫刘盛,是东汉末年的一名石匠。雅安另一件国宝,东汉樊敏碑上,同样可见这个石工的名字。以“外儒内法”为治国准则的汉朝等级森严,皇亲国戚和达官贵人的墓碑墓阙上,绝少刻有工匠姓名。作为一名普通石工,刘盛把自己的名字留在了蜀郡都尉和巴郡太守的墓碑上,成为当时极罕见的“作者署名”。刘盛的传奇,却远不止于此。

  雅安四件汉代国宝高颐阙、王晖石棺、樊敏碑和赵仪碑上,一些若隐若现的关联牵动着考古学者们的目光。早在六十多年前,文学泰斗郭沫若便在《王晖石棺》诗中赞道,“曾读雅州樊敏碑,碑乃建安十年造。石工堂堂列姓名,姓刘名盛子息懆。为时相隔仅七载,况于芦山同建在。想此当亦刘家龙,惘然对之增感慨……”在赞叹刘盛的同时,郭沫若也提出了一种大胆的推测,王晖石棺和樊敏碑“为时相隔仅七载”,故而“想此当亦刘家龙”,王晖石棺亦出自刘盛之手!石匠的传奇在延续,从另一件国宝身上,考古学者又发现了刘盛的名字。

  位于雨城区的高颐阙,作为全国唯一一座没有倒塌的汉阙,已经傲然挺立了一千八百年。它又正好和赵仪碑、樊敏碑处于同一时期。经过反复比对和研究,无论雕刻技法还是残存文字,在艺术特征上,王晖石棺和高颐阙都和刘盛署名的两件文物具有惊人的相似性。考古工作者确认,这四件国宝都出自石工刘盛之手。李炳中说,一名处于社会底层的石工,竟能在十年时间中,为四位封疆大吏雕刻建造陵墓碑阙,并在其中两人的墓碑上留下自己的名字,足见在当时蜀汉雕刻行业内,刘盛拥有极高的名望。

  市博物馆副馆长郭凤武也认为,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能够在同行中脱颖而出,刘盛必定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同时也承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一个普通石匠,凭着一手雕刻的绝活,不仅在百姓中树立了自己的品牌,也用精湛技艺征服了高高在上的官宦贵族。他留给了后世四件国宝,当他把名字刻在赵仪碑和樊敏碑上时,“石工刘盛”便和他的作品一起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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