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文物辉映千秋 见证“南方丝路”过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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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铜矛

  青铜箭镞

  在铁器出现之前,铜及其合金曾是用量最多、用途最广、对人类社会发展所起作用最大的一种金属。随着社会的发展,青铜器到了战国时期,风格逐渐转变,技术也日趋成熟。青铜器中,除了炊具、盛器,也有兵器。

  探访:

  战国时期“青铜兵器”

  在火器发明之前,冷兵器的舞台上,弓箭是当之无愧的“战争之王”。正所谓“言武事者,首曰弓矢”。无论面对士兵身上厚重的盔甲和锋利的刀剑,只要拥有足够规模和技术含量的弓箭配给,也就拥有了克敌制胜的能力。弓箭的精良与否、射程远近、射速高低,往往决定着一场战争的胜负。

  然而在岁月更迭中,弓箭中的弓弩以及箭体当中的箭羽、箭杆大都荡然无存,往往只有小小的箭镞穿越了沧海桑田,成为今人缅怀当年“战争之王”的载体。

  在市博物馆二楼的“辟疆拓土”展厅内,20多只精致、小巧的战国箭镞在灯光的照射下,仍散发出幽冷的光芒。

  箭镞,俗称箭头,即箭的锋刃部分,古代兵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棱形,翼出刃,翼间有深槽,倒刺状,有短铤,铤前无关,铤为三棱形。这种三棱形箭镞长度在2.8厘米到5.2厘米之间。而另一种双翼长铤箭镞同样也是青铜材质,双翼,扁平体,翼长且宽,四棱形长铤,镞锋略呈圆形,长度也是在2.8厘米到5.2厘米之间。

  “三棱形箭镞,是1975年在宝兴县穆坪镇新江村土坑墓中出土的。而双翼长铤青铜箭镞,则是1990年在宝兴县陇东乡新江村汉塔山积石墓中出土的。”市博物馆宣教部主任程树芳说,双翼镞分为实心圆铤式和空心銎(音:穷)式。实心圆铤式是将镞插入空心箭杆进行固定,空心銎式是将箭杆直接插入镞尾部的孔中实行固定。中原地区常用实心圆铤式,游牧民族使用空心銎式。在这段时期的战争中,各国铸造的镞也各不一样,穿透力比原来更强,而双翼镞的发展也到了顶峰。

  “从春秋末期就开始出现了三翼镞,也分为圆铤式和有銎式。”程树芳说,三翼镞是镞头上分出三翼,断面为向内凹三角形,就是博物馆里摆放的三棱形箭镞。在战国末期,秦国就开始在军队大量配备三棱镞。

  戈,是古代常见的一种钩杀兵器。“金戈铁马”里的“戈”,指的就是它。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作为先秦时代最主要的格斗兵器,青铜戈曾被大量装备军队。虽然经历了战争的消耗和时光的锈蚀,但仍有许多遗留了下来。

  在市博物馆二楼的“古道悠远”展厅内,收藏了几件战国时代的青铜戈,其中一件“七年卢氏”青铜戈属战国时期的韩国兵器,采用铸造成型的制作工艺。由于年代久远,加之其出土的墓穴损毁严重,导致戈身锈蚀严重,整体呈比较暗淡的铜绿色。

  青铜戈有着强悍的实战性能,收出迅疾、远近相顾,极具刺杀威力,适用于集团冲锋或战车冲杀。

  因为年代久远、战争损耗等原因,这些青铜戈如今多数已残缺不全。市博物馆展出的这几件青铜戈,更准确地说应该是青铜戈的戈头。

  “这几件青铜戈,分别是从荥经县文管所和宝兴县文管所移交到市博物馆的。”程树芳说,青铜戈是中国青铜时代最主要的常用格斗兵器,横刃,青铜制成,装有长柄,是我国古代特有的长柄冷兵器,也是车兵作战用的一种最常用的、最重要的格斗兵器,在古代战争中能够大范围内挥击,能勾能啄、可推可掠,具有极强的杀伤性,尤为适宜在战车上进攻时使用。车战曾是先秦时战争的主要形式。而在战车呼啸而过时,青铜戈则是战场上决定性的武器,以至于成为了武力与战争的代名词,永远地留存在汉字中。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动荡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最大特点,是王室衰微、诸侯并起,长期进行着争霸战争。”程树芳说,各国为了称霸,先后进行内政改革,加强实力。这一时期的青铜器除仍带有西周青铜器的基本特点外,也显示了一些新的特色,那就是带有地方文化特征。战国时代虽然有了铁器,但绝大部分兵器和一部分工具,仍旧用青铜制造,传统的礼器也用青铜制造。

  “在古代军队中,戈是装备到每一个士兵的必备兵器。”程树芳说,从夏朝开始,一直到周朝,戈存在于整个青铜时代,直到战国时期,青铜戈才开始被铁戟所取代。

  “一开始,铁制兵器非常珍贵,多为贵族所有,青铜兵器仍然是普通士兵的常备武器。”程树芳告诉记者,到了战国晚期,随着铁兵器的使用增多,青铜戈便逐渐被淘汰了,而戈这种盛行于青铜时代的兵器,到了西汉以后便已绝迹。

  在历史的进程中,曾经伴随着古代军士驰骋疆场,帮助古代帝王开疆拓土的戈,最终抵不过时代的发展变化。当铁制兵器制作技术越来越成熟,戈这种一度称雄战场的兵器,也无法阻挡自身被淘汰的命运。当烽烟消散、和平降临,泛着冷光的戈被将士们遗弃在角落里,随着历史的尘埃掩埋地下,千百年后,部分幸存的戈已不再杀气腾腾,布满全身的铜绿锈蚀了锋锐之气,只留下一段段风云传奇供今人研究。

  谜团:

  雅安早有青铜器制作技术?

  我国的青铜器制作历史悠久,且青铜器具精美绝伦,在世界艺术史上享有极高的声誉,占据着独特的地位。

  雅安出土的青铜器在战国和汉代颇多。战国至汉代,是雅安古代文明灿烂辉煌时期,出土器物以青铜器为主,其中有不少受到其他外来文化影响。但雅安出土的汉代青铜器和战国铜器风格差异很大,战国铜器以兵器居多,汉代铜器中几乎见不到兵器的踪影,而以生活器具居多,这一点是和中国青铜器发展与风格转变相吻合的,但在出土的铜器上看,纹样风格依然是丰富多变的。

  战国时期,在秦惠文王更元9年(公元316年),秦灭蜀,置蜀郡。开青衣道,置邮传。继后,羌人沿青衣江徙入雅安,是为青羌,即青衣羌国故地。战国后期(公元222年),秦灭楚,迁楚遗族严道(庄道)入蜀,立严道县(今荥经),隶属蜀郡,这是雅安最早的建置,而这一建置也为之后的雅安铺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在早期,青铜器更多运用于战争。在我市出土的大量早期青铜器中,兵器占据了很大一部分。不仅仅是雅安的部族之争,更强大的国家和势力的拼争也在雅安展开,他们之间或许征战纷纷。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宝兴县各地陆续发现一批战国至西汉早期的土坑墓葬,在这些墓葬和墓群中都出土了大量铜剑、铜矛、铜戈、铜刀、铜镞、铜凿、铜鍪、铜釜、铜鉴、铜盘和铜饰等青铜器。这些铜器做工精致,有的甚至还镀了银,完全可以和其他地方的青铜器具媲美。

  “起初怀疑这些出土的青铜器非宝兴羌人所造,但随着考古的进一步深入,出土了大量的废品刀剑。”程树芳说,废品有别于残品,其残损非锈蚀或使用等后期因素所致,而是铸造时未成功的废产品,即属被铸成坯而未加工的兵器。按常理,废品(包括半成品)一般是绝不会作为流通产品输送到异地去销售、交换或相赠的,宝兴出现废品刀剑也就不可能是外来之物,从这些可以推断,当时的宝兴已出现了青铜器铸造技术和工场,当时的雅安人已经掌握了青铜器的冶炼和制造工艺,而且其制作水平和制作工艺已经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

  “战国秦汉之际,雅安曾先后居住着多部落,是古代民族的文化走廊,文化交往频繁。这些战国时代出土的青铜器,为进一步探讨西南地区的民族构成及各民族的考古学文化具有重要作用。同时,对于研究大渡河中上游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以及建立该地区的考古学体系有重要价值。”程树芳说。

  展望:

  打造特色文化产业经济

  雅安地区出现的青铜文物大都带有中原文化特点,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当时巴蜀之地与中原之地的联系紧密。

  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的碰撞和交融,与古代“南方丝绸之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作为古代“南方丝绸之路”的门户和必经之地,雅安地区在秦汉以前便是南北文化的中枢地带,成为多元文化的汇集点和交融地。

  当然,无论是战国时期的青铜兵器,亦是汉代时期的青铜生活器具,雅安的青铜器都记载着“南方丝绸之路”历史上最辉煌的青铜文明。

  从古代“丝绸之路”,到当代“一带一路”,曾经的丝绸之路重镇雅安,焕发出新的生机。

  文化是“行走的经济”。如果说青铜器文化在“一带一路”上谱写了光彩的雅安华章,那么肩负建设绿色发展示范市重任的雅安,在绿色生态经济发展上也积极作为。随着“一带一路”倡议不断深入实施,雅安正乘势而上、顺势而为,牢牢抓住历史和文化这“两手好牌”,积极布局文旅产业,打造特色产业经济,把文化自信、产业优势、多元战略相结合,积极争取走出国门。

  “凡事过往,皆为序章。”文化、经济领域的交流、合作,只是“一带一路”上文化交流的一个个节点。

  采访中,市博物馆副馆长郭凤武告诉记者,文物部门下一步将按照市委、市政府的要求,让文化走出去。通过文化交流实现民心相通,更好地为经济搭台,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要推动一批文化能人,打造一支文化队伍,建设一批文化设施,让雅安的文化能够真正贴近老百姓,为群众提供好服务,让雅安这样一个文化大市火起来、走出去。

  “雅安,会因它的灿烂文化而更加富有魅力,也会因为文化更精彩。”

  雅安日报/北纬网记者  石雨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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